闻立鹏红烛颂
闻立鹏：用自我创作父亲
1978年，一幅名叫《红烛颂》的油画问世了。油画上的主人公是诗人闻一多，这幅画的作者，是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。他说，最自豪的事情是在油画创作中坚持了自我，这样才使得他创作了油画中的闻一多。在采访了闻一多的二子闻立雕之后，本刊记者又来到了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多年的闻立鹏教授家中，与闻立鹏重温了他创作《红烛颂》的体会和对父亲挥之不去的浓浓亲情……
父亲对我的美术影响主要是一种熏陶。拿刻章来说，有时在我看来刻得很好的一个图章，父亲却不满意，要重来。篆刻是石头的，我就帮忙在砚台上磨平，他再去刻。而有时父亲用刻刀将一个很完整的篆刻旁边敲掉一些。我那会儿不懂啊，感到很奇怪。父亲说这是自然崩溃，让它形成自然美。我现在理解，就是让印章的边角不过于僵硬，同时又显出一种古朴。
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时候，我用比较多的时间去学习北魏的壁画，使得我后来的作品线条很粗放，色彩很明快。
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画的画法时转不过弯来。罗公柳老师曾经说学习油画，要过色彩关。中国的色彩观念与西方人的色彩观念是不一样的。中国画的画法是固有色，比如说，天就是蓝的，山是黄的，树是绿的。而西方的油画中会顾及到光线的存在，他们强调对比色，天可能是灰色。我开始写生的时候，始终是用油笔画中国画的状况。到后来，我的老师从口袋中拿出一把梳子，纯蓝的，拿它和天空对比，然后问我：“你看，天还是蓝的吗？”我发现天是灰蓝色的，一下我就开窍了，原来经过空气的折射再加上光影的变化，天从来就不是蓝的。
从一开始学画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画父亲，酝酿了很长时间。正当我构思这部作品时，正好赵丹要写一部关于闻一多的剧本，到我家来采访，和我们全家开了个座谈会。赵丹说，“经过文革，我对闻一多先生和我自己都有了新的认识。我就想演闻一多。如果拍这部电影，我会叫它《红烛颂》。”赵丹的一席话，使我领悟到父亲在写作《红烛》时的心境，也确定了油画《红烛颂》的主题。
1978年，我去青海写生，当时青海的条件很艰苦，经常停电，只好点蜡烛来解决照明问题。桌上的红色蜡油一层堆着一层，好像是凝固的时间。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《红烛颂》的图画意向。
《红烛颂》里父亲的形象，取自父亲在云南石林和学生的合影。他本人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。在这张照片中，父亲的诗人气质和学者气质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，将这个形象和红烛的背景配合起来，再同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结合，就完成了这幅《红烛颂》。
父亲的一生是追求完美的一生，就像红烛一样，生来就是为了燃烧自己，只有把自己完全融化，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父亲一开始是学美术的，到后来创作新诗，搞文学研究，直到最后参加革命，都是在追求一种人格的完美，一种生命的完美。从他的《红烛》到他的《死水》，还有他早期写作的文章，我都可以深深地体会出这一点来。
父亲去世后，我们发现他在逝世前不久给自己设计的一枚图章：“其愚不可及”。这应该是出自他为西南联大写的讲稿。他说屈原时代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为了名誉可以不要生命，这是其愚不可及；另一种是为了生命可以不要名誉，这是其智不可及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是人的名誉却可以流传千古。
你问在创作中国油画中如何才能做到发现自我？是真诚。要没有别的私心杂念，你想着这幅画如何成功，这幅画如何让别人看着好。如果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感受，这幅画必然与众不同。
就拿我这幅《红烛颂》来说，我首先是对父亲有切身的感受，作为闻一多的儿子，我对他的感受会比别人更多一些。这幅画的成功是由我的经历所决定的，我从小受到父亲的疼爱，更体会父亲被暗杀后的痛苦。这不是哪种技巧可以做到的，正如我的老师所说的那样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语言。如果说《红烛颂》在绘画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，那是因为，我用自己的美术语言在表达自己的心声。
